时代的思想观念对文学作品产生影响:从都邑赋创

赋作为汉代的“一代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后人也非常热衷对它的研究。现当代赋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思想的传入，开始对中国赋论研究产生影响，鲁迅、郑振铎、陈去病、闻一多、朱光潜等人开启了新时代对赋的研究。

都邑赋中会强调都城位置的重要性，以此体现其独特不可替代。例如《西都赋》追述选址长安的缘由，除了先天地理优势，还强调了上天的旨意，《东京赋》表述选址洛阳也是周成王寻遍九州，用土圭测量日影，洛阳日影不长不短，是天之正中，四季风雨交会之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佛、道逐渐开始对世人产生影响，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乱，古代思想发展史上迎来了第二次“百家争鸣”。但是盘据数百年之久的儒学，并没有中断，文人对经学的研究也始终没有中断。儒学对文人的影响依然存在，很多都邑赋作家都对经学有相当的研究。

作家深厚的个人修养是都邑赋创作的基础。作家所具备的文学、史学和儒学方面的修养共同作用于都邑赋的创作。三者并不是针对都邑赋某一内容或者独立的体现在都邑赋某一部分的创作上，而是融合在一起，贯穿其创作始终。

赋中出现的大量史志内容，可考于史书、志书，且都邑赋作者多有修史、撰史经历，深厚的史学修养不自觉的影响了都邑赋的写作;在儒学成为正统之学的两汉社会，儒家文化渗透到每个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中，在此影响下创作出的都邑赋中很多内容宣扬儒家的大一统、尊君崇礼等思想，这是作家儒学修养在作品中的反映。

《两都赋》、《二京赋》中有很多内容涉及此三处礼制建筑，可见其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占重要地位。都邑赋强调合乎礼法，如对都城的修建和规划，既要现实皇家威严，又要合乎礼法，不逾越，不奢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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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虽以文字符号和纸张相结合的物质形式在社会上流通，但其本质,乃是作家内心的某种精神现象，通过你、我、他，而向整个人类社会传播”“一个时代的思想和观念对文学作品产生影响，首先是通过对创作主题的影响实现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邑赋作家受当时社会的影响，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

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都邑赋作家们也开始在赋中宣扬大一统思想，以体现汉王朝富强殷实的国力。这种思想体现在都邑赋内容中，就是对天子无上权威的颂扬和对王朝富庶景象、四方来朝场面的描写。

百家之学都被禁锢在儒学的思想统治之下，直到经历被称为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才逐渐脱离儒学的控制，但仍然不能完全避免儒学思想对文学作品的渗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都邑赋中随处可见儒学的影子。

但是在建国之后的几十年中，赋学研究一度遇冷，发展缓慢。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赋学研究迎来了繁荣期，无论是赋的文献编辑整理，还是赋学研究，都空前活跃，研究范围逐渐扩大，赋学与文化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交叉研究，逐渐建立起完整的研究体系，但研究主要围绕赋史的整理、赋文本的校注、赋作家生平考据、及赋文本的文学艺术性等角度。

阳固“作南北二都赋，称恒代田渔声乐侈糜之事，节以中京体仪之式，因以讽谏。”写作都邑赋的初衷来自于对当时社会风气的不满，作都邑赋上呈帝王，达到其讽谏作用，以此来干预现实、干预政治。

儒家重礼法的观点体现在都邑陚中，就是对国家礼制建筑铺陈和对礼法活动的描写。礼制建筑是礼治文化的物化形式，是古代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邑赋中不乏对其大片段的铺陈描写。明堂是帝王举行朝会、祭祀、教学等大典的地方，用来宣明教化;辟雍是朝廷所立的大学;灵台用来观天象以预测人事的。

但从文本内容中可以看出“随着经学的衰微，政治的腐败，经学对士人影响的松懈，讽谏的传统到张衡的作品中便有了更大的变化，即‘讽'的成分得到了更大的加强。”此后的都邑赋作家秉承这种传统作赋，南北朝时期的高允“允转太常卿，上《代都赋》，因以讽谏，亦《二京》之流也。”

由此，在分析都邑赋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创作此类赋的文人的个人修养，即深厚的文学修养，史学修养和儒学修养。都邑赋类型的出现及有关赋论的提出，足以证明创作者具有不俗的文学修养。

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网址: http://www.zgxdwxyjckzz.cn/zonghexinwen/2022/0708/804.html